2023年11月15日，由NRDC和中国环境科学学会主办、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NCSC)和北京大学能源研究院协办的“2023绿色转型与高质量发展国际研讨会”在京举行。本次会议主题为“十四五”绿色低碳发展回顾与展望，聚焦国家、行业等层面的低碳转型，探讨能源、工业等领域的绿色发展。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关键期和窗口期，是重点工业、重点省份实现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的关键五年。2023年是“十四五”规划中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也是NRDC与合作伙伴第十年举办国际研讨会，推动绿色转型和高质量发展。与会专家强调，在前期取得瞩目成就的基础上，我国应继续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并大力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 

发言的国内外嘉宾包括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一级巡视员蒋兆理、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秘书长夏祖义、儿童投资基金会气候变化项目主任、中国区副首席代表刘强、NRDC国际项目主任阿曼达·马克斯韦尔（Amanda Maxwell）、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中电联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委员王志轩、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主任徐华清、国际能源署能源分析师扬尼克·蒙肖尔（Yannick Monschauer）等。来自政府部门、驻华使馆、国际组织、行业协会及金融机构的150多位代表参加了会议。近2万人观看了会议直播。

蒋兆理

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一级巡视员蒋兆理表示，应对气候变化已成为国际社会共识，中国始终高度重视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贯彻新发展理念，将应对气候变化摆在国家治理更加突出的位置，构建完成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以最大努力应对气候变化，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2022 年，我国碳排放强度较 2005 年下降超过 51%，水电、风电、光伏发电和生物质发电装机规模均居世界第一。我们坚持减缓和适应并重，推动落实《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 2035》，全面提升适应能力。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了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我们要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治本之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积极创新实践，推动绿色转型赋能高质量发展，为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贡献智慧和力量。 

在主题演讲环节，国内外专家分享了国内外绿色发展实践与经验。

刘世锦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指出，应对气候变化从根本上说是通过创新打破碳排放空间有限对发展的约束。尽管初期会面临许多压力，创新能力一旦形成，将会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超过预期的增长动能，使增长与减排相互冲突关系转化为相关协同且共赢的关系。 

在此背景下，刘世锦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即“创新型碳替减”，通过低碳、零碳技术替代传统高碳技术以达到减碳目的。这种替代不仅减少了碳排放，同时也大幅降低了单位产出的碳排放强度，降低了减碳成本。他提议将“创新型碳替减”纳入全口径碳核算体系，形成包括产出增量与存量、碳替减与传统碳减排在内的全口径碳减排核算体系，客观评估创新带动的“碳替减”在绿色转型中的意义和价值，并为实现碳中和目标提供新的思路和解决方案。 

刘世锦还提到，中国在创新型低碳绿色技术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包括完善的产业链、强大的韧性和抗冲击能力，以及民营企业在创新中的活力和快速反应能力。他认为，这些优势将有助于中国在全球绿色转型中发挥重要作用，推动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和谐共赢。 

王志轩

中电联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委员王志轩认为，我们国家的能源资源禀赋决定了我们国家要从由可再生能源直接替代煤炭的路径，而不是由油气替代煤炭，再由可再生能源来替代油气。当然，在这个替代的过程中，要坚持“先立后破”的原则，传统能源的逐步退出要建立在新能源安全可靠替代基础上，这也是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的核心要点。同时，新型能源体系的相关要素较过去也发生演变。首先是经济、能源、环境三者的平衡点关系发生变化：从资源价值导向生态价值、技术价值导向演变；其次是转型动力也有所演变，包括技术进步、融合发展、市场与政府等；最后是转型约束由资源禀赋约束逐步向气象要素、能源安全要素约束演变。此外，他还重点提到了新型电力系统，认为新型电力系统是新型能源体系的核心，“十四五”电力行业已进入了以降碳为重点的战略方向。特别是煤电功能发生重大变化。由过去电量电力支撑要逐步的变成主要是电力的支撑，灵活性调节和兜底保供，保证电力系统的安全。

徐华清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主任徐华清表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和、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有力的“双碳”目标引领与倒逼及有效的碳排放“双控”制度供给与创新是其中核心要义。在碳排放强度控制基础上，逐步转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要结合国家碳达峰实施方案及“十四五”中期评估，科学设定二氧化碳排放峰值水平，科学制定“十四五”后三年碳排放增量目标及分解落实机制；要研究设定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总量控制目标及配额分配方案，做好碳排放 “双控”与排放权交易制度的衔接；要研究制定差异化的地区碳排放总量和强度控制目标与管理模式，逐步确立“自上而下”的总量控制目标及地区责任分担模式；要加快完善省市两级行政区域碳排放年度核算方法和报告制度，实行重点单位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制度；要加快推进应对气候变化立法进程，建立以碳排放“双控”为核心的制度与政策体系，确保有力有序有效做好碳达峰工作。

扬尼克· 蒙肖尔视频演讲

国际能源署能源分析师扬尼克· 蒙肖尔介绍了国际能源署关于全球能源清洁转型趋势的研究，包括电动汽车、光伏、热泵等低碳技术的快速发展对全球能源相关的碳排放达峰、实现《巴黎协议》1.5度温控目标的意义。他表示，到2030年，电动车销量占比过半将有助于中国石油消费在2030年前达峰，而风光储等清洁能源的快速发展也有助于中国电力行业的煤炭消费在近几年达峰。为大力推进能源转型，国际能源署提出五大建议，包括：到2030年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增至三倍以及能源强度下降的速度翻番；立即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减少甲烷排放；提高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对清洁能源的投资，从2022年的7500亿美元左右增至2030年的约2.3万亿美元。 

在圆桌讨论环节，与会专家围绕多个议题展开了讨论，包括能源与工业在“十四五“期间绿色发展的回顾与展望、绿色发展的新动能等。在能源议题方面，专家们讨论了能源发展的困难与挑战，并展望了新能源的未来。

杨雷

北京大学能源研究院副院长杨雷表示，能源发展正在从资源依赖转向技术依赖，带来深刻变革，新能源技术的经济性提高驱动新能源快速增长。过去10年，风电发电量占比从2012年的2.0%增长到8.8%，太阳能发电量占比从0.08%增长到4.9%。2023年更是得到了爆发式增长，预计风光装机将超过2亿千瓦。“生产力改变生产关系”将在能源领域生动展现，波动性可再生能源占比的提高，会深刻改变能源的结构和运行方式，也给我们带来了诸多新挑战，比如新能源跨季节的波动性、电动汽车充放电的负荷变化等等。我们不能再继续按照传统能源的方式来规范和扩大新能源，应该从系统角度优化和提高能源系统的灵活性和韧性，深化能源革命，驱动新的商业模式，推动能源体系建设从传统的能源供应向能源供应与需求融合发展转变，这样才能真正构建起新型能源体系。 

夏清参与圆桌讨论

清华大学教授夏清表示，中国双碳的步伐正在加快，特别是新能源这个赛道走在世界的前列。但是目前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出现产能“过剩”的现象，比如分布式光伏发展非常快，电网由于没有足量的调节资源难以消纳，另一方面，我们新能源配比诸多储能却未能得以利用。所以，这种“过剩”是一种表象，其本质是机制没有到位，生产关系需要适应生产力。技术、机制、商业模式三大创新的核心是机制创新，因为只有合理的机制才能使得技术创造的价值得到认可与补偿，也只有机制创新才能孕育着新的商业模式。科学合理的机制就是要让各种资源根据其创造的价值和成本来实现优化配置，提高整个能源系统效率。中国新能源已经实现产业自信，我们需要加快市场机制创新。然而，到现在为止，90%的电量是在中长期交易完成，只留了10%给现货市场；市场竞争还是发电侧为主，大部分新能源、需求侧资源都还没有进入市场；在这样的机制下，新能源的全部波动性没有通过现货市场的价格传导到用户，以体现不同时段用电价值，像储能等灵活性资源也就缺乏真实的价格予以价值度量，必然弱化了这些资源的价值。现在社会上担心新能源增长太快，以至于电网难以消纳。其实只要现货市场机制到位，新能源全部进入市场，有显著差异、反映新能源波动性的分时节点电价，必然激活分布式储能遍地开花，促进就地就近消纳新能源，极大减轻大电网消纳新能源的压力，以新能源加储能的方式逐渐替代火电。 

夏清还认为，在平衡机制上，也应该有相应的改革来适应新能源的发展。新能源是分散的，同时，负荷也是分散的，因此，我们可以尽可能采用就地平衡的方式来消纳新能源，像德国采用的就是“平衡单元”的模式。如果所有的供需不平衡的波动都让大电网承担，必然增加大电网提供灵活性资源的成本。新能源比例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需要机制改革适应其发展。我们下一步要重点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用价格机制让这些资源有效协同起来，从供给侧改革走向需求侧改革，从需求驱动新能源与新型储能的发展。所有的技术创新都是结果，唯有机制是创新源泉和动力。

俞振华参与圆桌讨论 

中关村储能产业技术联盟常务副理事长俞振华认为，未来储能路线将分成三个赛道。主赛道还是交通和能源融合，带动了锂电产业兴起。从安全与成本两个核心元素出发，衍生出对储能技术，特别是锂电这个细分赛道对安全、可靠性、长寿命、能量密度提升都提出来要求，并衍生到材料升级、3S技术，系统集成。第二个赛道是突破锂电技术天花板的可能性技术。摆脱对锂资源的波动限制和成本约束的水系、固态、钠电。第三个赛道源自风电光伏发展带来的长时储能需求，包括新型液流、压缩空气、高温储热、氢能等，作为大家高度关注的未来一些新兴战略领域。另外，大家关心的新能源配储问题在于市场信号还不够清晰，需要聚焦到细分场景来破局，源侧、网侧和用户侧会有不同模式。围绕具体场景出现的一些新的需求和机会，将储能的技术路线和模式结合起来，进一步配合未来电力市场的规则演变。源侧本身有调节能力，通过储能的加持进一步提高电力平衡的能力；负荷侧的场景更多，包括源网荷侧结合，也包括基础设施、工商业、数据中心等。

姚强参与圆桌讨论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首席专家姚强认为，从1.5度巴黎气候协定到达峰，到碳中和，这些目标都是非常明确的。现在问题是路径，走什么样的路实现这个目标？模式来讲，可再生能源现在就是水、风、光、生物质，这是可再生能源。发展方式大的方面要么集中式开发，要么分布式开发，还有一种源网荷储一体化式开发。我们要把实践中认为是好的做法上升为政策，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发展区域分布式源网荷储多能协同一体化的智慧能源体系，我觉得这可能是一种现实与理想的结合，对于解决安全问题和分布式能源消纳很重要。另外，我还是想提请大家关心一下农村能源革命试点这个事情，这是习总书记在2016年12月份放到了能源革命“四个革命”“一个合作”里面的重要分支，作为区域分布式智慧能源体系和未来新型能源体系的一个基本单元，我认为是一个很好的突破口。中国革命成功于农村包围城市，中国的改革开放成功于农村包围城市，我想我们中国的能源革命也可以走这条路。

马莉参与圆桌讨论

国网能源研究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马莉表示，近十年以来，我国非化石能源翻番，在低碳转型同时还保证了安全，而且我们是以比较低的成本来支持了转型，这是挺重要的成绩。在挑战方面，我认为目前电力系统有三个亟须。第一个亟须是要进行统筹协调，我们现在前所未有地需要源网荷储的协调，包括规划也极为重要。第二个亟须就是机制的创新，包括补贴政策、调控政策、碳的政策和市场机制必须要进行创新。第三个亟须是急需降本增效，转型增加的调节成本怎么去传导？怎么去在全社会实现转型成本的有效控制和降低？另外，技术创新很关键，有一些颠覆性技术的创新模式跟我们现在传统技术的模式不一样，需要不同的方式去尝试，可能还是要区分一下。在机制或者政策创新方面，现在比较关键的是能够反映绿色价值的补贴政策、产业政策和市场政策。在商业模式创新方面，目前包括产业链上下游到大小企业合作的产业生态打造很关键。 

在工业议题方面，专家们讨论了钢铁、煤化工、水泥等重点行业在低碳转型过程中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田智宇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田智宇表示，工业高质量碳达峰是建设新型工业化的基本要求。工业既是能源消耗和碳排放的重要来源，也是低碳零碳技术、材料创新的重要载体和主要动力。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具备高速工业化向高质量工业化转型的基础条件。新建工业项目投资大、寿命⻓，既面临当前碳边境调节机制等短期挑战，也面临碳中和的⻓期挑战。他建议，先进企业、领先行业、发达地区有必要有条件率先加快工业绿色低碳转型，加大节能提效、电气化和数字化转型力度，在开发环境下、在保障安全前提下，不断培育锻造新的绿色动能和竞争优势。 

在绿色发展新产能议题方面，专家们讨论了新型工业化的现状与前景，以及未来工业化的核心。 

王昊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产业政策研究所所长王昊介绍了全国新型工业化推进大会的主要任务和政策部署。他表示，新型工业化不仅是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体现，而且是对绿色低碳转型的探索。实现这一转型需要围绕三化目标：产品和生产过程的高端化、智能化与绿色化。这一转型不仅能够加强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的位置，而且对满足国家节能减排的要求也至关重要。面对人口结构变化和国际绿色低碳要求，中国制造业遇到了挑战，但也迎来了转型的机遇。新型工业化需要新技术和模式，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应用，它将推动产业模式创新，并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他强调，中国必须通过产业创新来推动绿色发展，这是新型工业化的核心动力。通过技术和创新的引领，中国将实现更加绿色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