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背景

人类自工业化以来使用了大量化石燃料，由此向大气排放了、并继续排放着大量二氧化碳（CO2）气体。二氧化碳是一种最主要的温室气体，引起了全球气候变暖，从而引起海平面升高、气候灾害的增加和增强、水资源分布的进一步不均、物种变化和灭绝、病菌肆虐等。气候变化对人类和其它生物的生存造成极大的不可逆转的威胁。世界各国一直就如何采取行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紧锣密鼓的进行谈判。公认最安全有效的措施是通过提高用能效率减少化石能源的消耗，以及更多使用对环境影响小的可再生能源。但是面对化石能源仍在大量使用的现实，碳捕集与封存（CCS）也可以成为一种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有效措施。CCS就是对含碳燃料使用过程中产生的CO2进行捕获，并将其永久的封存于地下。

进行二氧化碳的地质封存，当然需要选择适合的封存场地，才能保证封存的经济性、有效性和安全性。多数研究关注对场地的技术特性评价(Technical site characterization)，包括封存容量、注入性、密封能力、泄漏通道、场地易得性、源汇匹配距离等。但是，项目当地的公众对碳捕集与封存（CCS）项目的接受程度其实也相当重要。在西方，公众的反对有可能阻止一个技术上完全可行的项目得以进行。发达国家在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中经常面临很强的公众阻力，这种现象被称为“别来我后院”（Not in my backyard -NIMBY）现象。美国自1976年以来从未再建炼油厂，1973年以来也再未建核电站，恐怕和NIMBY现象不无关系。这种阻力也开始在CCS项目上显现。

在中国，随着国家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公众维权意识逐步提高，虽然因为土地公有和政府的强势，一般的工程建设尚未发生广泛的抵制情况，但近年来公民维权的事件不断增加，特别是在房屋拆迁、建设有高潜在危害的设施时，也出现了公众的抵制，使得项目不同程度地改变了原来的计划。例如厦门PX化工项目，因学者联名的政协提案、市民的广泛讨论和游行而迁址；沪杭磁悬浮交通工程因沿线居民的不断上访反对、部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出质疑、一些专家表示不同意见而暂停；武汉二环路改造重要市政工程“武汉大学段高架桥项目”因紧邻环境敏感的武汉大学区，遭校方反对而停工。[1]   因此，在发展CCS的过程中，中国也需要及早研究如何加强公众接受度的问题。本文对相关的国内外研究文献加以总结分析和介绍。

二、国外开展的公众对CCS接受度研究

以下是Parfomak对一些民调研究的综合[2]：

澳大利亚 （2007）：虽然被调查者大多认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对国家来说很重要，但被问及CCS时，则态度不明朗。大约 40% 的被调查者认为CCS可以快速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但不是最终解决办法。[3]

法国（2007）：一项民调发现 38% 的民众在获得信息和听取解释后表示认可CCS作为减排二氧化碳的一项措施。[4]

荷兰（2006）：被调查民众听到相关信息和解说后，大多表示可以接受本国建设大型CCS设施。[5]但应注意到，认可国家建设CCS设施并不表示可以接受在家乡建设CCS。

加拿大（2005）：接受调查的公众中只有“少许人支持CCS”。[6]

美国（2004）：卡内基-梅隆大学的调查显示，相比于其它减排CO2的措施（甚至包括新的核电站），人们明显的不希望为CCS买单。[7]

英国（2004）：该国的一项调查显示，民众对CCS概念能够给予微小的支持，但同时认为建设CCS会拖延英国采取更具深远意义的能源措施。[8]

另外， Reiner等人2006年对一些国家的调查进行了对比。当然，他们发现由于调查方法的不统一，对比并不容易。于是这些专家用统一的问卷对美、英、瑞典、日本四国民众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在下表中。[9]

表1.  对四国民众关于低碳技术认知程度的调查结果[10]

问题：您在过去一年内听到过或读到过下述技术吗？（日本的调查还增加了“是否懂一些”的问题。）

另一个有趣的结果是，很多民众并不很清楚CCS要解决的是什么环境问题。见下图。        从上表可以看到，日本获得的信息比较均衡，瑞典次之，英美的公众则对CCS知之甚少。总体来说，人们对CCS了解得最少，只有日本民众显得知识较均衡。但是研究者指出，对于在日本调查所增加的问题，可能存在“民众不愿意承认自己不懂”的因素在里面，所以获得的数字应该认为是上限。

图1.  四国民众对“CCS解决什么环境问题？”的回答统计[11] 

可以看到，美国民众对CCS要解决什么环境问题了解最少，甚至不清楚CCS是否与环境有关。英国的情况稍好，瑞典和日本民众对环境问题的了解更多，将CCS和气候变暖联系的比例也高。

三、中国对CCS接受度的研究

直接针对CCS接受度的研究似乎很少，只在文献中找到一项人数很少的调查。北京大学胡虎等人在2009年向中国的能源相关机构发放了关于气候变化和CCS接受度的问卷，收回有效答复40份。[i]  回复的人员中85%的人在工作中有一半以上的时间是进行和能源相关的工作，所以他们基本了解气候变化和低碳能源等议题。受调查者中认为CCS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及减缓气候变化方面十分必要的人占35％，另有32．5％的受调查人员认为CCS或许必要。所以，可以认为能源领域的专业人员一半以上可以接受CCS。

但是，看起来我国的大多数专业人员对CCS的技术发展现状并不乐观。所有的答复中没有人认为CCS目前已经完全成熟。超过一半的人（58.9%）谨慎地看好这项技术，认为对我国能源安全和国际谈判有利。而也有7.5%的回复表示CCS是“天方夜谭，不可能实现”。成本高也是被调查人员主要的担忧。

四、“场地社会特性评价”[13]

除了对CCS封存场地进行技术特性评价，有专家提出还应该进行“场地社会特性评价”（Social Site Characterization）[14]。Wade和Greenberg认为，进行场地的社会评价，就是要搞清公众认为项目可能带给他们什么的风险，然后尽量化解他们的顾虑。因此，场地社会评价的核心就是公众接受度。

影响公众接受度的主要因素有三个：1）对CCS的了解程度，2）预感的风险，3）过去的经验。[15]

在了解CCS方面，发达国家开展了少许研究，上节已有具体介绍。现有的调查显示，工业化国家的民众对什么是气候变化略知一些，但对CCS就知之甚少。公众形成的观点主要围绕化石能源、替代能源、风能、太阳能等能源种类，大致知道哪些清洁，哪些不清洁。很多人并不清楚CCS和能源有关。在我国，目前由于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和知识还较弱，公众抵制强烈的主要还是传统的扰民因素，如爆破、打钻、噪音等，而解决方式主要是经济赔偿。未来中国公众对大型建设项目的态度应该会更趋审慎。

关于人们预感的风险，研究显示，预感的风险并不一定和理论估计的风险程度一致。理论上，风险= [事故发生的概率] x [事故发生后可能造成的损失]，或者也可以描述为 [事故可能性] X [事故可能产生的后果]。两个因子哪个升高都会升高风险，反之就都会降低风险。发生事故的概率越高，风险越大。可能产生的损失越大，风险也越大。

普通人对风险的评估和专家的不同。他们的“公式”则是 风险 = [事故可能性] X [事故可能产生的后果] + [事故特征（即可怕程度）]。[16]  因此，公众可能预感到更大的风险，例如核电厂如果发生事故令人感到非常可怕。公众可能由于信息掌握不全面、知识或教育程度不够、所处特定的经济或健康状况、特定的工作职责或信仰、媒体或别人的宣传等，而获得与理论评估的风险不同的“预感风险”。（perceived risk）。场地社会评价就是要了解不同利益相关方的预感风险，并对其加以管理。管理不仅仅是试图增强公众接受度，而也应该包括根据公众的顾虑改进CCS项目的进行。

影响公众接受度的第三个主要因素是人们习惯用以往经验来做参照。还是以核电为例，1986年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让人们25年后对它仍然记忆尤新、心有余悸。一项在2006年对中国连云港田湾核电站投产前0至30km周围居民的调查显示，虽然在17797名被调查人员中，51.7%赞成中国发展核电，40.6%赞成在连云港发展核电，但是住得越靠近核电站，居民赞成核电的比例越小；教育水平越高的，赞成的比例越小。[17]  显然，自身的利益发挥最主要的作用。

因此，上述两位研究人员认为，一个完整的社会评价过程应该包括六个步骤，用来帮助公众准确认知项目的风险。

1.搞清谁是利益相关方：受项目直接影响的利益相关方包括周边居民、当地政府、当地社会和民间机构等。不过地区、省级、国家级单位也可能成为利益相关方。尽管项目不会直接对他们造成物理影响，但他们的工作、业务、使命也可能受到间接影响，使得他们关注某个项目。

2.策划如何接触利益相关方：首先要清楚了解他们的顾虑和疑问，然后策划双向交流，即向利益相关方提供信息和咨询，也从他们那里吸取意见和建议，对项目实施尽可能做相应改善。民众关心核心问题是自己的利益是否受损，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直接的和间接的。

3.成立接触团队：这一步很重要，因为不同的利益相关方和不同的人群可能相信不同来源的信息和交流。政府、专家、独立民间机构、媒体、网络、明星都可能对不同人群具有不同的影响力。

4.准备发放的材料和发放策略：准备CCS宣传材料的难点在于它技术内容多且复杂，而公众的教育水平和知识背景不同。有的人可能希望了解准确和较详细的技术信息，另一些人却需要很科普的解释。前者的疑虑可能不能靠科普信息来消除，而后者的担忧也很难靠听不大懂的技术细节来减轻。所以宣传信息不可能用一个版本应对各种利益相关方。

5. 积极和有目标的接触公众：经验显示，积极提供信息比被动应答的效果好很多。

6. 建立反馈和改进机制：正如技术性的场地评价需要通过实际检测或取样来矫正模型分析，场地的社会评价也离不开反馈和矫正。

五、提高公众接受度的经验之谈

作为本文的结语，将国外在开展提高公众对CCS认知度的实践中获得的体会列举如下：[18]

§  对于CCS项目，公众最关心的问题其实就两个：1）能否相信政府；2）项目开展过程中能否公平透明地对待利益相关群众。

§  在介绍CCS的信息时，同样的内容，却因如何介绍、由谁介绍的不同，会对受众产生不一样的效果。

§  在向公众或利益相关方作宣传时，CCS的优缺点都应介绍，这样可以更令人信服。利益不同或使命不同的部门如果能够共同做介绍，也会更令公众信服，例如建设CCS的公司、专家、政府、和NGO。

§  使用技术词汇要一致，尽可能不用深奥难懂的。介绍CCS时必须讲解清楚的技术词汇和过程有：孔隙度、渗透性、储层、密封、注入深度、地震监测过程、钻井操作、场地评价。

§  对不同的对象需要不同的介绍材料和方式，只用一种小册子效果会差。

§  重要信息要用不同方式从不同角度重复。

§  要增加媒体对CCS的认识。媒体可以妖魔化一个技术，也可以帮助增进公众接受度。

[1]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课题组，完善重大建设项目决策的公众参与机制，中央治理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工作领导小组网站， 2009年10月28日，链接：http://www.zzg.gov.cn/publish/portal10/tab446/info82727.htm

[2]  Parfomak, P.W., Community Acceptance of Carbon Capture and Sequestration Infrastructure: Siting Challenge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eport for Congress, July 29, 2008.

[3]  Evonne Miller, Lorraine Bell, and Laurie Buys,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Carbon Sequestration in Australia: Socio-Demographic Predictors of Knowledge, Engagement and Trust,” Australian Journal of Emerging Technologies and Society (Vol.5, No. 1, 2007)

[4]  Minh Ha-Duong, Alain Nadai, and Ana Sofia Campos, “A Survey on the Public Perception of CCS in France” (Centre International de Recherche sur l’Environnement et le Développement, Nogent-sur-Marne, France: December 21, 2007). [http://halshs.archives-ouvertes.fr/halshs-00200894]

[5]  M. de Best-Waldhober and D. Daamen, Public Perceptions and Preference RegardingLarge-Scale Implementation of Six CO2 Capture and Storage Technologies: Well-Informed and Well-Considered Opinions versus Uninformed Pseudo-Opinions of the Dutch Public (Leiden University, Leiden, The Netherlands: 2006): p 249.

[6]  Jacqueline Sharp, Mark Jaccard, and David Keith, “Public Attitudes Toward Geological Disposal of Carbon Dioxide in Canada,” Report No. 384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Burnaby, BC, Canada: Fall 2005).

[7]  Claire R. Palmgren, M. Granger Morgan, Wandi Bruine De Bruin, and David Keith, “Initial Public Perceptions of Deep Geological and Oceanic Disposal of Carbon Dioxide,”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 (Vol. 38, No. 24, 2004): 6448.

[8]  Simon Shackley, Carly McLachlan, and Clair Gough, “The Public Perceptions of 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 (Tyndall Centre for Climate Change Research, Working Paper 44: January 2004): 2. [http://www.tyndall.ac.uk/publications/working_papers/wp44.pdf]

[9]  Reiner, D.T., M. de Figueiredo, H. Herzog, S. Ansolabehere, K. Itaoka, M. Akai, F. Johnsson, and M. Odenberger, “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Of Public Attitudes Towards 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 Technologies,” Presented at the 8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Greenhouse Gas Control Technologies (Trondeim, Norway: June 19-22. 2006). [http://sequestration.mit.edu/pdf/GHGT8_Reiner.pdf]

[10]  同上。

[11]  同上

[12]  胡虎、李宏军、昌敦虎：关于二氧化碳捕集与封存可接受度的调查分析，《中国煤炭》第35卷第8期，2009年8月。

[13]  Wade, Sarah and Sallie Greenberg, Afraid to Start Because the Outcome is Uncertain?: Social Site Characterization as a Tool for Informing Public Engagement Efforts, Energy Procedia 1 (2009) 4641–4647.

[14]  同上

[15]  Greenberg, S., Public Acceptance and Communications, presentation at IEA-GHG CCS Summer School, Aug. 22-27, 2010.

[16]  Wade, Sarah and Sallie Greenberg, Afraid to Start Because the Outcome is Uncertain?: Social Site Characterization as a Tool for Informing Public Engagement Efforts, Energy Procedia 1 (2009) 4641–4647.

[17]  杨广泽、余宁乐等，田湾核电站周围居民对核辐射危险认知调查分析，《中国辐射卫生》2006（15）1，69-72.

[18]  Dowd, Anne-Maree, Recent Development in Public Attitudes and Acceptance of CCS: An Overview of Research Activities, CSIRO, Warsaw, Poland, Nov. 13, 2009.  Greenberg, S., Public Acceptance and Communications, presentation at IEA-GHG CCS Summer School, Aug. 22-27,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