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莉娜 创绿中心气候与金融政研部研究员
杨富强 自然资源保护协会能源、环境与气候变化高级顾问
Paris Climate 2015
波兰华沙，时钟已经走过了11月22日（周六）零点，新的一天开始了。谈判还笼罩在几个重点议题的焦灼中难以突破，部长级别的闭门磋商、针对新案文的深入谈判都仍在进行中，预计将会通宵达旦。
上周一华沙气候大会开幕式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大会秘书处主席克里斯蒂娜·菲格罗斯提出，希望此次会议能够提高效率，按时结束。但实际情况是，附属机构 的谈判在第一周拖堂，损失损害、资金问题和德班平台的谈判更是焦灼不定，停滞不前。尽管第二周有多场高级别部长级磋商，仍旧无法改变整个谈判速度极缓的情况。截止本文发稿时，大会还在磋商当中。
今年是谈判的小年，开会前我们对其的定位是落实的会议、过渡的会议、为2015铺路搭桥的会议。但经过漫长的两周拉锯战，会议结果在这几个关键议题，都比预期要低。
在会议进行到倒数第二天的时候，绿色和平、世界自然基金会、地球之友和乐施会等13家国际NGO组织发动了“离场”行动，表达了对华沙大会谈判进程停滞不前的失望。
形势严峻，期待新的领导者站出来
从华沙来看，现在的谈判形势比以前更加分化瓦解。发达 国家阵营中，欧盟、挪威和瑞士继续推动德班平台，他们的方案重点对自上而下的“回顾”模式和提交减排目标的具体时间表感兴趣。伞形国家一面自身行动大踏步 往后退，一面猛打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质检的“防火墙”。美国不锋芒毕露，实质推动其自下而上的机制。日本把2020年的减排目标不降反升，澳大利亚也做 出退步的行动，在推动取消国内减排目标和政策的法律措施、取消碳税碳价格等机制和对气候变化机构进行重新审视，在谈判中的资金问题上也“出言不逊”。德班 平台上，发展中国家中，主要排放大国（如基础四国）抱团，但与小岛国、非洲国家集团等对未来新的条约如何形成和如何安排的分歧比较大。
错综复杂的局面，给中国发挥领导力提出了更好的基础。发展中国家中，中国排放最大，可以领头，而其他发展中国家减排压力较小可以呼应中国，首尾相呼应的空 间很大。而目前中国的领导力发挥的还是有欠缺。这次会议我们可以很明显看出，因为缺少了领头羊的作用，整个会议显得七零八落，缺乏生气。需要冷静下来，想办法恢复大家推动谈判的热情。
对谈判的不满在NGO那里更为明显，几百个NGO带着“enough is enough”的声明和极度失望的心情发起了退场行动，也反映了这几年来谈判整体“不给力”引起的负面情绪的累积。
经济衰退、金融低迷，谈判也低迷，这时候更需要一个火车头的作用。现在火车头在哪里？
统筹国际国内、统筹国际行动和气候变化
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加强和推进生态文明的制度建设，其中环境生态保护、资源节约和气候变化是主要的内容。这三者既有自己的独立性，也有交叉和相互影 响的关系。气候变化、环境生态和资源利用的制度体系建设中要加强协调功能，把应对气候变化与环境保护以及资源节约的政策、措施和行动紧密地结合起来。
中国在今后几十年中要应对环境、资源和气候变化的多种挑战，任务十分艰巨。中国目前的工业化继续发展，城镇化仍有很长的道路才能完成。根据生态文明制度建 设的要求，2020年是一个时间转折点。环境恶化的趋势能否得到根本的遏制，资源利用效率是否可以迈上一个新的台阶，气候变化中二氧化碳的排放速度能否明 显减缓，这些都是我们在建设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中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在国际的气候变化治理中，国际气候谈判按照《德班平台》的要求，在2015年要达到一个新的气候变化条约并在2020后实施，同时要提高2020年前的减 排目标。根据联合国环境署的最新报告，2020年的减排缺口在80亿吨到120亿吨的之间。在谈判低迷的情况下，大家正在思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如何 提高2020年前的减排雄心，如何提出在2020年后在新的气候变化条约中各国的减排目标是公平的和适当的，并考虑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区别，考虑了 各国发展和应对能力上的区别，提出积极的但又合情合理的减排目标。
在节能、污染物减排和碳强度目标上，我们认为治理大气污染和环境改善应该紧密地结合起来。如果在“十三五”中节能目标能够提高到17%以上，碳强度能够达 到18%，那么我们就能完成中国政府在哥本哈根会议上所作的减少碳强度40%到45%的目标上限，也就是说，可以将碳强度目标提高到45%。在气候变化谈 判上，中国政府就能发挥更主动更积极的角色，促进和推动其他国家提高2020年前的减排雄心。这种判断也是基于国内的实际需求。在大气污染防治上，我们应 该把治理污染的关口移到前端和源头。提高节能和碳强度的减排目标，从以往的经验来看，肯定对减少污染物排放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大气污 染的行动方案，也对能源的利用效率提出要求，要求能源结构发生转变，在能源结构中，尤其是对煤炭的利用要加以限制，在超大型城市里面，煤炭的利用和消费要 大量地减少，甚至要完全退出特大型城市。这种结构的转变产生的效果，也使碳强度达到45%的目标更有保证。这种协同效应的结果是相辅相成，有助于大气污染 的治理也有助于提高二氧化碳减排的雄心，这种措施应该是积极的和能够得到实践支持的。
中国过去是先污染后治理，现在是环境与经济协调平衡发展。现在PM2.5污染问题突出，在这十年里，应该彻底改变大气质量恶化的趋势，2020年前彻底遏 制环境质量恶化和大气污染加重的趋势。在2025年左右，碳排放与经济发展完全脱钩，2030年环境质量明显改善。 2040年，把环境保护放在优先的地位，经济发展应该遵从环境的先决条件，环境质量水平基本恢复，达到目前国际上现在PM2.5的水平，到2050年基本 可以达到国际卫生组织提倡的严格的标准。2040年实现能源消费和经济发展完全脱钩。2050年以后，如果能源可以完全由可再生能源、清洁能源来提供，经 济发展进入了一个自由王国，经济和环境之间有了和谐共生共处的局面。
谈判实质进展有限
华沙推进了部分议题，如：
监测报告核证（MRV）体系进一步完善，如核证规则、发展中国家自主行动的MRV、国际咨询和分析的专家组安排、附件1国家双年度报告的回顾、森林碳汇（REDD）的方法论、京都第二承诺期的计算、报告和回顾等规则等。
森林碳汇（REDD+）机制的进一步完善，国家森林监测系统、社会环境保障（safeguards）等。
德班平台下有望就地方政府（如城市等）的经验交流、减排潜力大的领域的技术合作等进行进一步的安排。
气候资金机构和技术机构建制不断发展，包括绿色气候基金相关规则的通过，气候技术中心和网络将从12月9日开始接受发展中国家对于其技术转让扶持环境的支持的申请。
而不少问题由于缺乏实质推进，将留待明年的附属机构会议继续磋商和解决。如航空航海议题、京都下的灵活机制（如CDM）的改革、农业议题、以及其与碳市场 相关的几个议题–多种路径框架（framework of various approach）、市场机制和非市场机制等。
更重要的是，三大重点问题-资金支持、损失损害机制、德班平台的谈判，都不尽人意。
资金问题滞后
发展中国家强调的未来几年总体的资金总量和中期路线图并没有明确的量化安排，这也是大会最让人失望的地方之一。
多个发达国家在媒体或其他场合就其打算提供的气候资金进行了单方面的宣布（如下表），但总量距离执行多哈决议中规定的“快速启动资金期（2010-2012年）结束后气候资金支持水平不能低于快速启动资金的水平”尚有差距。
法国 5百万欧元投入适应基金
芬兰 2014年9百30万欧元气候资金总量，2013年投入适应基金5百万欧元，每年8百万欧元投入最不发达国家基金和专项气候变化基金
挪威 REDD+资金目前水平（2012或2013年）将会稳定提供至2020年，2013年投入适应基金2百50万欧元
德国 2014年18亿欧元气候资金总量，2013年投入适应基金3千万欧元，5千万投入最不发达国家基金，3千万投入专项气候变化基金
英国 2007-2014年气候资金总量38.7亿英镑，其中2015年约9亿英镑，2013年投入最不发达国家基金5千万英镑
瑞典 3亿瑞典克朗（4百50万美元）投入绿色气候基金
瑞士 1千万瑞士克朗（1.1千万美元投入适应基金
荷兰 2013年提供2亿欧元
爱尔兰 2013年提供3千6百万欧元，1百40万欧元购入最不发达国家基金
美国 2013年提供27亿美元
日本 2013-2015年提供160亿美元
欧盟委员会 2013-2015年以及提供17亿欧元
（本表是根据相关信息如twitter, 华沙部长级气候融资会议上发言等进行的整理）
由于国际碳市场碳价一直处于低迷状态，气候适应基金的资金量远不及预算水平，亟需注资，而此次会议上通过各方努力实现了其1亿美元的筹资目标（下面是各国 注资的分解示意图），主要来自欧洲国家，其中德国和瑞典的贡献最大。气候适应基金也发出twitter，确认了这一好消息，并表达了对出资方、支持者、大 会主席、缔约方、NGO和UNFCCC秘书处等的感谢。
#COP19 @adaptationfund has met $100 M goal! Thank u to all our supporters, donors, COP Presidency, Parties, NGOs, UNFCCCsec @COP19CMP9Warsaw
发达国家短期力度减弱
气候问题的紧迫性越来越强，2020年的减排缺口越来越大，但是有些发达国家不仅没能提升其减排雄心，反倒大步“后退”，引起会场内外从谈判代表到 NGO观察员的普遍不满和强烈谴责。
日本在本周五宣布，从原来承诺2020年在2005年水平上减排25%，退后到2020年在2005年水平上增加3.8%的排放， 相当于在1990年水平上增加3%。这一决定不仅为其“赢来”多个“化石奖”，备受媒体关注，且中国、欧盟等国家对其决定表达了公开的不满。
澳大利亚新一任政府，在国内努力推进通过立法流程将其前任政府的气候努力摧毁，包括碳税和碳交易机制、主管气候和能源的机构设置和进行气候投融资的专门机构。这种倒退的做法，在澳大利亚内部哗然一片，并在谈判会场得到了“年度化石奖”和各方非议。
气候行动追踪项目（Climate Action Tracker）年度报告也发出了警示信号。 根据其最新研究显示，目前减排雄心不足和政府政策不力，将导致全球升温到2100年达3.7度，比哥本哈根最初减排目标所对应的水平又增加了0.6度。这 也是近几年来其年度评估结果最差的一年。
德班平台拖延和“孱弱”
德班平台是此次谈判的重头戏之一。截至发稿仍在一个经过三次修改，但越来越弱的文案进行磋商。各方的利益分歧并未明显缩小，反倒有扩大的趋势，取得共识非 常困难，基本是各方谈判底线预案的合集（最小公约数），2020年前的表述和2020年后的计划安排，语言都被弱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压力都变小 了，整个文本的内容上大家都在往后退。
根据目前的文本分析，德班平台的案文对未来谈判的指导性不强：谈判时间表不明确；自下而上的模式比较明显；谈判的内容也是粗线条的，指导性差。
明年在六月的例行会议之外，三月将在波恩额外增加一场谈判，且很可能在明年下半年还要增加一场。六月的会上还将安排针对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提升减排目标 的高级别部长级会议，而这一机制与提升2020年前的减排目标关联很大。额外会议的安排一方面证明了这个谈判的重要性，另外也显示了其进展速度不够理想， 需要更多的谈判时间。
拖延和“孱弱”是此次德班平台的总体印象。
欲穷前路，新解待出
如果持续按照这种谈判模式和速度，2015年的巴黎大会是否能够完成终点冲刺（达成新的全球气候协议）不免令人担忧。根据多年的谈判观察和对国际国内形势 的判断，我们认为，需要探索新的谈判模式和方案。从华沙到北京，我们会一路思索，并愿意分享和携手寻找结合本国利益和全球共同利益的公平、有效、可行的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