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20年过去了，当我们回顾和评价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的成果时，发现从横切面来看，谈判又回到了原点。谈判中设定的将全球温度上升控制在2℃的目标（与 大气二氧化碳浓度420PPM相对应）与实际减排效果的差距越拉越大。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基本上没有进展。 

但从纵面来看，应对气候变化在许多国家的决策层面、企业的战略规划和公众的行动层面则日益增强。许多国家都制定了低碳绿色发展战略和行动，减少了大量的二 氧化碳的排放，但这些努力并不能归功于气候变化谈判。如今，重新站在原点，中国和世界面临着比20年前更严峻的气候变化挑战。

但气候谈判并非仅仅是一个基于科学和道德的谈判，而是根植于世界政治经济大背景中。近几年，世界的社会、经济、政治、外交等领域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影响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政策。气候变化谈判的方向、格局、策略也都相应的产生了改变。

其中最显著的一个变化就是——中国在气候谈判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种角色的转变是由于中国的经济和国力的提高，以及中国在国际事务上所承担的义务和责任的变化。

中国已经是世界上二氧化碳排放最大的国家。2010年，中国的排放份额已占到世界总排放量的22%左右，这种排放的趋势还会继续快速地增长。到2020年，中国的排放量将会占到全世界总排放量的25%-28%之间。

相对应的，中国人均碳排放量增长速度也很快，从1992年的远低于世界人均排放量到现在大大高于世界人均排放量，这种增长的速率引起了警觉。这种增长速度如果继续不变的话，中国很快就会超过欧盟和日本的人均碳排放量。

这种排放趋势将给中国的气候谈判带来很大的困扰。根据中国的资源和人口的情况，中国的人均排放水平应该不高于欧洲平均或者日本水平。如果突破这种水平，中国的经济不仅不能持续发展，也会影响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和增加在气候谈判问题上的压力。

这是为什么各国都很重视中国所采取的减排行动和措施，以及在国际谈判中所扮演的角色的原因。中国政府应该认识到角色的转变，这不是主观意愿问题，而是形势 所然。中国政府、企业和民间组织都要适应这种角色的转变。根据国内和国际的形势，中国应该制定国内人均碳排放预警红线，尽最大努力使中国的人均排放处于红 线以下。

去年底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德班会议之后，有一些人认为，在德班会议上发展中国家作出了太大的让步。这种观点在某些方面也许有道理，但是世界排放份额的变化毕竟是谈判的基础。形势比人强，我们应该适应这种变化，在谈判中积极发挥作用。 

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两阵对垒的格局已经打破。以前在气候变化谈判中经常可以看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有明显的分歧，两阵对垒。气候变化的 搏弈基本上是大国政治搏弈的投射。这种格局正在发生变化。发展中国家有几个不同的集团组织，对不同的议题各自表达观点，没有很好地协调磋商。发达国家也是 如此。欧盟、伞型国家和美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分歧越来越大。意识到这一谈判格局的变化对中国确定自己的谈判战略非常重要。

中国在和平发展中必然会遇到世界原有的经济和政治格局的挑战。因此中国坚持和平发展的方向应该以具体的方式得以充分的表达，气候变化谈判和应对就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气候变化涉及到各国的利益，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发挥重要作用是与中国和平发展的总战略目标相吻合的。中国应该很好地占领气候变化的道德高地，在软实力上 争取国际的民间组织和公众。中国应破除气候变化谈判上的阴谋论，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同时，鼓励民间组织和企业参与国际气候谈判，加强与NGO和媒体的 沟通。

中国应该建立南南气候与发展基金。气候变化中的资金援助问题是谈判中的一个难点。发达国家在资金问题上总是推三阻四，尽量减少在气候问题上提供资金支持的 份额。近年来由于经济衰退，在资金的拨付和支持上就更显得斤斤计较。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发展中国家，有能力和财力来建立南南气候与发展基金。目前中国已经 有这种资金，现在应该正式把它发展和命名为气候与发展基金。目的不是将资金改为基金，而是在制度上保证基金来源，也为中国在气候谈判中的努力提供帮助。

可持续发展之路怎么走？世界的目光聚焦在中国。如果中国不能走出一条高效率低排放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世界的绿色低碳前景将是暗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