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2017年煤控目标(中国煤控项目系列文章之三)

2017-07-24 作者: 杨富强

作者:陈炯、杨富强

《巴黎气候协议》于2016年11月4日正式生效,成为史上批准和生效最快的国际条约之一,充分反映了各国携手推动低碳转型、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和意志。《巴黎气候协议》提出“把全球平均气温升幅度控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上低于2°C之内,并努力将气温升幅限制在1.5°C之内”。根据目前各国的自主减排方案(NDC),距离2℃目标仍有较大差距,如果要将全球温升控制在1.5℃内,碳预算将大幅缩减,意味着各国需要更早更快的实现低碳甚至零碳转型。

中国政府承诺将于2030年左右使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实现。有研究表明,如果要支持全球2℃温升目标,中国的能源活动产生的碳排放需要在2025年前达峰。实现1.5℃温升控制目标,所减少的碳排放空间对于中国来说更是极具挑战,可行性和实现路径都亟待落实。这将意味着中国要加速经济结构调整,加强能源转型力度,广泛使用可再生能源、大幅提高用能效率,大力推广CCUS技术,才可能使CO2排放尽快达峰,并在2050年实现温室气体零排放。 

2017年的煤控要从地方示范、散煤治理、行业部门、碳交易、一带一路绿色发展五个领域具体实施,制定切实可行的方案,推动煤控目标的实现。

地方项目要起到示范作用。试点围绕空气污染最严重的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省份开展减煤和改善空气质量的研究。城市是地方试点最容易着力和实施的,试点城市围绕如何使碳排放提前达峰进行战略设计。散煤治理是“十三五”煤控的重点之一。地方要认真抓好散煤治理。部门抓好“三去一降一补”和节煤(能效)指标,对耗煤量和节煤有明确的路线图。部门煤控与碳市场相衔接,促进碳市场的发展。碳市场的成熟,将进一步推动部门减煤、减排和减碳。一带一路绿色发展中,助力沿线国家实现NDC和2℃的减排目标,防止碳泄漏。

1. 地方示范

地方煤控效果决定全国煤控的成败。2013–2016年全国空气质量有明显改善,但2016年9-12月的全国空气质量比2015年同期恶化。这种恶化的状况一直延续到2017年第一季度,例如京津冀地区的PM2.5浓度平均值同比上升26.7%。2017年上半年全国的PM2.5浓度值同比没有改善。   

京津冀是空气污染重灾区,长年PM2.5浓度居高不下。如图1所示。在2016年的三省三市地方示范(山东、内蒙古、陕西、武汉、西安、石家庄)需要进一步巩固已取得的进展。中国煤控项目2017年新增“两省两市”即河南、山西、淄博、安阳,扩大地方示范点,配合国家在大气污染治理上“联防联控”,助力城市和区域的防霾治霾。今年是国务院颁布的“气十条“收官之年”,努力完成“气十条”确定的目标。

图1 地方示范点省市示意图

在京津冀地区空气污染传输通道的2+26城市(北京、天津两特大城市+河北和周边其余26个城市)PM2.5平均浓度为103微克/立方米,2017年第一季度同比上升12%,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同比上升5.1%。2016年9-12月和2017年上半年的严重空气污染,究其根源都与高耗能工业回暖、耗煤量上升密切相关。根据煤控目标的要求,2020年全国地级以上的338城市的空气质量PM2.5浓度达到45微克/立方米以下,2025年PM2.5浓度达到世界卫生组织的第一阶段要求35微克/立方米,煤炭消费量必须显著下降。

地方试点目标:在2020年地方空气质量和煤控指标的约束下,2017年地方试点空气质量和煤耗目标需满足“大气十条”的要求,尤其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空气质量要有明显改善见,表1。

重点抓好京津冀及其周边地区(晋鲁豫)的煤控工作,抓好山西、内蒙和陕西煤炭生产和消费的工作,制定2017年各地区煤耗占比目标。联防联控,完成“气十条”确定的指标。国家“十三五能源规划”中首次制定了约束性的煤耗占比目标。地方试点根据2017年煤耗占比59%的目标,制定各省市的相应煤耗占比目标以及落实措施。京津冀区域是中国大气污染最严重的地区——京津冀区域PM2.5浓度比全国年均水平高出40%以上。京津冀地区30%的空气污染来自周边地区。选择山西、河南两省强化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煤控工作的示范。特别是加强京津冀及其周边的地区2+26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城市的污染减排。山东和内蒙古努力完成煤控任务和“气十条”空气质量改善的目标。在京津冀及其周边省、市研究工作中,要认真学习和贯彻《京津冀大气污染防治强化措施(2016-2017)》和《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中所确定的各项任务,并与煤控的研究工作结合起来。

明显降低示范城市的空气污染,促进城市碳排放提前达峰。在三期和四期的示范城市中,石家庄、西安和安阳经常出现在全国74个重点城市空气质量的倒数前十名中。淄博市在山东省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前三名城市中,经过示范,2018年石家庄、西安和安阳退出空气质量最差的前十名的名单中;淄博市空气质量退出山东省城市排名最差前十名;武汉市成为全国低碳示范先进城市;五个示范城市在2020年之前提前达到CO2排放峰值。

制定和严守资源和生态红线,约束煤炭产量。重点严守北方和西北地区水资源红线。北方和西北地区有多个煤炭生产和消费大省,大气污染日趋严重,水资源短缺加剧。内蒙古、山西和陕西确定了2020年煤炭消费和生产的目标,探讨了煤炭生产和输出大省如何摆脱对煤炭的依赖,增加经济发展活力。作为产煤、发电和煤化工基地大省,煤炭消费量对水资源稀缺挑战严峻。这些产煤大省要以水资源和生态要求,以科学产能的标准为依据,逐步削减过剩产能。维护好祖国北方和西北的生态保护屏障,是关系到子孙后代的万年大计。

2. 散煤治理

目前全国散煤利用量约7-8亿吨。散煤价格低廉、大多未经洗选、量大面广、燃烧效率低、治理难度大、低空直燃直排,监管松懈,尤其是冬季采暖期PM2.5污染的重要来源之一。PM2.5浓度值在冬季频频爆表,大气质量红线是北方地区煤炭消费总量控制的最严约束条件之一。散煤治理是地方煤控目标落实和区域环境质量改善的关键问题。在2017年中央政府工作报告中,把散煤治理作为重点工作之一。在散煤治理环节中,应把冬季造成空气严重污染的农村秸秆燃烧处理和综合利用包括在内。   

散煤治理目标:2020年减少散煤2亿吨,其中清洁利用0.2亿吨,替代0.7亿吨,减量化1.1亿吨,如图2所示;2017年减少散煤7千万吨;秸秆户外野烧2020年减少90%,2017年比2016年减少30%。其他的具体指标如下:

煤炭洗选率

2017年,70%以上;2020年,75%以上;民用煤,95%以上。

煤质

大城市和区域性配煤中心:硫分1%,灰分12%,挥发分10%;

污染严重地区和特大城市:硫分0.8%,灰分10%,挥发分10%。

工业小锅炉和小窑炉

2020年,新高效燃煤锅炉(35蒸吨以上)达50%以上,其余的要通过技改,实现效率和污染物排放达标;

淘汰10蒸吨及以下燃煤工业小锅炉,地级及以上城市建成区要淘汰35蒸吨以下燃煤锅炉。

要特别重视非标准化的建材行业小窑炉,关停并转小散乱污企业的小窑炉。

大城市集中供热率

2020年,达到80%以上。

替代

2017年替代400万户,每年递增100万户;

可再生能源替代,落实各地2020年可再生能源在建筑能源中的指标。

图2 2020散煤治理目标

地方试点普查散煤利用数据,为政策制定和技术采用打好基础。近几年中国政府已采取一系列散煤治理措施,取得一定成效,但仍存在底数不清、规划缺失、散煤替代成本高、关键技术不成熟、补贴政策不健全、市场环境待优化、监管不到位等突出问题。

散煤数据统计口径差异较大,存在统计漏项,底数不清。现阶段煤控项目的散煤研究范围主要包括农村生活、农业生产、城镇生活、商业及公共机构、工业小锅炉(35蒸吨以下)和工业小窑炉的散烧煤。关于散煤利用总量的说法目前也各有不同,约在7-8亿吨。秸秆利用(户外野烧和冬季取暖炊事)约有几亿吨煤当量,其一次性PM2.5排放量占总量的18%。2017年试点城市做好入户和室外抽样调查,收集整理散煤和秸秆数据。

在5个示范城市中,选择城区、城中村、近郊区、农村等作为研究范围,摸清散煤数据。设立2020散煤治理目标,有针对性地提出2017-2020年的散煤治理目标、实施方案和行动计划。就散煤减量、替代和清洁利用方面,提出可实施、有效果、能核实的方案和措施。

制定技术规范和标准体系,加强散煤监管力度,2020年建立完善的散煤监管体系。散煤治理涉及10余个政府部门。监管研究内容包括能源结构调整、优质煤炭替代、煤炭质量监管、政策资金支持和价格政策等。从整体上来讲,散煤治理缺乏顶层设计和统一的、清晰的路线图,且存在职能分散,多龙治水,各部门之间协调性差,工作推进难度大等问题。由于基层监管人员不足,受散煤利用分散、煤炭交易跨区域跨省、跨市流动性大和地方政府监管力度薄弱、经费不足等方面的制约,监管难度很大。

技术规范和标准体系不健全。例如,我国民用煤质量标准中,注重煤源本身质量,缺乏燃用排放标准。在民用炉具污染物排放限定标准、居民燃煤排放和能效检测标准等方面存在空缺。

实地调研与政策建议相结合,就散煤现状、解决方案、综合案例、政策建议等方面进行深入的实地调研,总结地方经验和教训,识别散煤治理的重点问题和难点,提出政策建议和解决方案,完成年度专业调研报告,为下一年的散煤治理提供参考。周而复始,2020年基本解决散煤污染的问题。

明确散煤治理的替代、清洁利用和减量化。2017年实现气代煤和电代煤400万户。清洁能源替代存在的问题是,煤改电、煤改气的成本高、应用范围窄、政府补贴政策不可持续。此外,地方资源禀赋、可再生能源利用条件的差异,也会影响具体替代方式的应用性能。可再生能源利用潜力大,现阶段的重点是夯实基础和推动技术创新。

在清洁高效利用方面,洁净煤供应体系或供应网络尚不完善,型煤生产不适应工业化、大规模生产和现代化物流配送要求,产品质量保障体系不健全,地方补贴效果不佳,洁净煤和炉具适用性有待提高。

在散煤减量方面,坚决淘汰大量低效民用锅炉、工业小锅炉和小窑炉。2017年要见成效。由于区域距离、管网质量、供热设备等硬环境参差不齐,集中供热存在供热效率低、供热不平衡、能量浪费、热网波动等问题。节能建筑中既有建筑,尤其是农村地区的节能改造成本高、难度大。

3. 部门煤控

2017年部门煤控是煤炭消费总量控制的重点。2014年和2015年的煤耗总量下降主要是电力和工业部门能效提高所做出的贡献。全国重工业的主要产品在2014或2015年达到峰值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但在2016年下半年后,高耗能产品的产量上升。2016年工业部门耗煤量不减反增,并延续到2017上半年。2017年1-6月GDP同比增长6.9%,其中第二产业增长6.4%。电力、钢铁、水泥、煤化工、玻璃等都呈正增长,煤耗同比增长3.4%左右。据煤炭工业协会统计,上半年原煤产量17.1亿吨,增长5%,煤炭净进口1.28亿吨,煤炭消费量19亿吨。火电增长7.1%,电煤同比增加6000多万吨。煤炭去产能压力增大,安置人员面临挑战。另一方面,2017年上半年,煤企的扭亏为盈盈利水平基本达到了“黄金十年”的平均值。上半年耗煤量的增长,把全年煤炭消费下降4.2%的压力全放到下半年,降低煤耗难度很大。2017年的经济工作要继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抓好“三去一降一补”的工作。2017年是供给侧改革的关键年,要真抓实干,将提高综合能效列为硬指标,要减少煤炭消费,要压担子,使部门成为2017年减煤的主要贡献者。

部门煤控目标:2017年煤耗总量下降目标4.2%中,部门的贡献率在55%以上,即减少0.89亿吨煤,其中电力、钢铁、水泥、煤化工在4.2%的总目标中贡献约2%,见图3。在部门煤控的各项工作中,制定高目标。2017年6月坚决彻底地淘汰地条钢生产企业。僵尸企业在2017年6月底全部清除完毕,技术落后、高污染和安全生产风险高的企业要停产整顿和关闭,小、散、乱、污企业要清理。

图3 2017年各行业减煤量和下降率指标 单位:万吨,%

落实和完成2017年“三去一降一补”的煤控目标,以及实现2017年单位能耗和煤耗下降指标。2016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钢铁煤炭行业的去产能都超额完成了年度计划。2017年继续抓好去产能的工作。煤控目标中,钢铁和煤炭去产能分别为6千万吨和2亿吨以上,见表2。除了钢铁和煤炭行业外,2017年要淘汰、停建、缓建5000万千瓦煤电厂。除此之外,水泥、铝、玻璃等行业去产能分别为1亿吨、100万吨和5千万重量箱。去产能要抓好、抓实、见实效。做好60万下岗工人的就业和安置工作,比政府计划多安置10万人。2017年上半年新增煤炭优质产能2亿吨。在去产能过程中,新增产能的数量应该用落后产能的相应减少来替代,即2017年的国家去产能规划应该是1.5+2=3.5亿吨。相应的,煤控项目去产能目标应该是2+2=4亿吨。

去产能不仅是改善企业经济活力的重要手段,也是减少煤耗和资源消耗的有力措施。吸取2016年下半年的工业煤耗不降反升的教训,在需求旺盛的状况下,更要狠抓能效的提高,这点更为重要。与国际上先进的能耗指标相比,中国的高耗能产业的设备耗能标准、产品综合能耗和工业增加值耗能标准有很大的改进空间。各行业继续推进领跑者计划,完成2017年度的能耗(煤耗、电耗)和水耗标准指标,见表3。其中煤电厂发电水耗参照《电力(燃煤发电企业)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中的标准,燃煤发电厂依据容量等级和冷却技术,结合国家清洁生产的不同标准,定位自身的耗水等级。鼓励煤电厂努力提高自身耗水标准,在3-5年期间使现有等级上升到一个等级。煤电耗水2030年全部达到一级耗水等级。特别值得重视的是,煤电行业供应侧结构性改革要与电力部门的改革紧密地结合起来,相互推动。

采用更严格的环境标准,高耗煤部门要严格做到达标排放。在重污染地区,鼓励企业制定和实施更严格的环境排放标准。根据测算,如果电力、钢铁、水泥、工业大型锅炉都按环保标准达标排放,空气污染的程度可以减少一半。2016年底和2017年上半年的中央环境督查中发现,企业超标、无标排放、不符合环境标准的小、散、乱、污企业很多。鼓励企业制定和实施更高的环境标准约束排放。在环境总量超限和空气质量恶劣的地区,在去产能、消灭僵尸企业、淘汰小、散、乱、污企业和安全不达标企业方面要加码。协助政府制定激励政策,对采用更高更严的环境排放标准的企业进行奖励。先从电力、钢铁、水泥行业开始,逐步推进排污许可证制度。

应用金融财政措施,促进产业升级换代和建立2025中国绿色制造业2.0。与政府行政手段相配合,金融与财政的措施可以更有效地引导行业去产能、降成本和补短板。对优良的企业资产,金融的支持使其增强市场竞争力,对僵尸企业和落后淘汰企业的停贷抽贷,加速其退出市场,即可避免金融机构的资本搁浅和投资风险,也能避免许多后遗症。

“一带一路”产能、技术、装备走出去,践行绿色发展。中国很多传统制造业面临着产能过剩的挑战,也面临捕捉“一带一路”产能、技术、装备等合作的巨大机遇。如何在“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合作中,对环境的影响和碳排放最小化,共商共建共享产能合作的红利。各个行业要制定相关的政策建议、先进绿色低碳指标体系、环境评价标准和企业自律规定,使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带领世界各国的包容性的经济繁荣。

对接碳市场启动, 促进产业低碳发展。中国煤炭消费排放的CO2占全部温室气体总量的64%左右。主要的高耗煤部门都参与了碳市场交易。经过几年的研究探讨,高耗煤的产业的发展前景和煤耗有了比较清晰的了解,对碳市场的启动、数据的收集和整理、排放份额的分配都很有助益,与碳市场的对接,用碳价的市场信号,推进行业的节煤减排减碳。

4. 煤控项目与国家碳市场衔接

国家碳市场总量设定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闭环中,前者明显薄弱、后者数据基础不足且存在电力间接排放的重复计算。在碳排放总量控制目标缺失的前提下,国家碳市场自上而下的总量约束主要依据能源强度、碳强度下降目标以及“十三五”规划中的能源消费总量以及相关的行业目标。在经济“三期叠加”及供给侧改革的当下,单纯依据强度目标和GDP增速的碳排放总量预估具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这使得国家碳市场的减排目标定位不明,配额分配缺少引导性依据。

当前碳市场的启动比较复杂,国家碳市场将采取分批纳入,逐步扩大范围的方式。中国煤控项目对中国能源和煤炭消费进行了长期预测(2050),并聚焦“十三五”,进行了定量研究,煤控三期进一步对影响煤炭消费变化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分析。煤控项目可以与国家碳市场的建立和运行相衔接,相互促进,发挥协同效应。如图4所示。

图4 煤控与国家碳市场衔接的研究内容

煤控与国家碳市场对接目标:煤控的“十三五规划”和“部门和地方的煤控研究”与碳市场研究相结合,促进中国2017年国家碳市场的建立和2020年国家碳市场的运行。

2020至2030年煤炭消费总量控制研究助力国家碳市场顶层设计。进一步理清和处理好国家碳市场的配额总量与国家碳排放总量之间的关系,同时为配额分配提供引导性依据和参考。从地方层面来看,国家碳市场遵循“差异地区配额总量“的原则,但具体如何操作尚未明确,且一些地方在国家碳市场建设中进度严重滞后,能力建设有待加强。总量目标除了考虑发展阶段,更要考虑国家主体功能区划特点。在某些生态脆弱限制发展的地区和有淘汰落后产能需求的地区,即使碳强度有很大的下降空间,碳排放总量控制目标也应该严格控制。因此,煤控项目中地方红线的研究、煤控目标及其路线图的确定对于地方碳排放总量和国家碳市场中地方配额总量的设定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开展行业煤炭配额初始分配的研究,为全国碳市场的配额分配提供煤控方案。配额分配直接关系配额松紧度、市场供需和活跃度。目前欧盟碳市场的沉寂,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配额分配要在当前供给侧改革和经济新常态的大形势下,充分考虑行业的排放趋势、技术进步、减排和履约成本,以及如煤控等其他政策工具对行业未来减排的贡献等因素。行业煤控目标的进一步分解将为国家碳市场的配额分配提供煤控情景。考虑国家碳市场建设正处在初期阶段,从政治可行性的角度来考量,配额分配方案在启动之初会相对宽松,煤控情景的配额分配对于国家碳市场在“十三五”期间配额分配的动态调整具有重要的借鉴。

行业煤控目标的技术路径和成本分析为国家碳市场的减排和履约成本研究提供借鉴。在碳排放权交易的试点阶段,个别试点碳价经历了非常大的波动,目前碳价基本维持在20-30元,然而这个价格远未形成倒逼企业减排的动力。国家碳市场启动后,初始价格应维持在什么水平上?企业的履约成本和减排成本是多少?这些问题的解决对于国家碳市场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煤控目标下,行业的技术路径和成本分析有助于掌握企业的节煤减排技术、成本、经济和社会效益等,为国家碳市场进一步分析和比较不同行业的受控企业的减排和履约成本,并发现合理碳价提供基础。

国家碳市场与其他政策工具之间的协调。用能权和碳排放权,一个用作于源头、一个作用于末端,两者之间存在交叉覆盖、重复交易,受控企业也面临双重管理和合规的诸多困惑。政府的不同部门也同时推行用能源、节能权、节水权和排污权交易。国家碳市场如何与其他市场机制和政策工具之间相互协调和配合,发挥协同效应,值得深入探讨和研究。

5. “一带一路”绿色发展

 “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将对全球经济和贸易格局、对应对气候变化和全球绿色治理发生重大影响。2015年9月,联合国发展峰会提出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2015年11月达成的巴黎气候变化协议是全世界应对气候变化的里程碑。 “一带一路”的目标、内容和路径与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是一致的,为此联合国专门制定了“一带一路”的相关文件,成立了专门机构推动“一带一路”发展。一带一路”是国际社会携手共同落实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巴黎协议》总目标的重要舞台。2016年6月,习主席提出打造“绿色、健康、智力、和平的”丝绸之路,“绿色”排在最前列。“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实现能源转型和低碳发展,提升和发挥全球绿色领导力的重大决策。

绿色发展是“一带一路”的重要原则和内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生态环境比较脆弱,不少国家和地区处于干旱、半干旱地区,森林覆盖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东南亚和印尼的热带雨林面积缩小,世界39%的哺乳类物种、32%的鸟类、29%的鱼类和27.8%的高等植物受到威胁。人均生态足迹超出生态承载力的80%以上。目前缺乏绿色发展的顶层设计和制度建设,以及对于重点区域、重点项目的环境风险分析。需要制定产业绿色发展的实施指南,务实地推进“一带一路”绿色建设,保护当事国的环境、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助力当事国减少CO2排放和采纳气候变化适应战略。

在国际绿色带路发展中,要防止碳泄漏,通过盘点提高和推动各国NDC的实现。在绿色带路中,侧重电力、节能、能源互联网发展。对高耗煤企业,例如钢铁、水泥、建材等,要制定绿色指标体系加以指导,保护生态环境和社区合作。在广大沿线国家,当前研究重点放在东南亚、南亚、中非、东欧和中亚地区。图5是中国现有海外高效煤电项目开发分布图。

图5 中国现有海外高效煤电项目开发分布图 (来源:中外对话)

“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目标:保护公众身体健康,维护环境生态系统和应对气候变化,保卫人类和生物赖以生存的环境。支持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绿色低碳和包容性发展。国际社会携手共同实现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和落实《巴黎气候变化协议》。

加强能源部门的基础设施投资建设,走绿色低碳之路。能源基础设施和产能合作包括电力(煤电、核电和可再生能源)、能效、能源互联网、油气开发和输送、煤炭开发和清洁利用等。能源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是一带一路合作重点,亟需绿色引导。首先,带路沿线国家气候和生态环境风险高。虽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国土面积不到世界40%,人口占世界的63%,人口密度比世界平均水平高50%以上,区域经济总量占全球的29%,贸易总量超过全球30%,但排放了世界55% 以上的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排放量高出世界平均水平一倍。沿线工业集中的城市空气污染问题突出。其次,应对气候变化减少碳排放,能源发展的低碳转型是全球大势所趋, 2030年二氧化碳需要减排96亿吨(2℃与NDC之间的差。参照有关文献,所有国家的NDC减排效果可将温升控制在3.7℃的概率最高。NDC和2℃温控对应CO2排放的差在101亿吨至218亿吨之间。发展中国家CO2排放为61亿吨至131亿吨。需要减排中间值为96亿吨)。带路沿线发展中国家减少CO2排放潜力为38亿吨。

中国电力的清洁发展成效显著,可再生能源规模和技术发展全球领先,初步统计,2030年可再生能源装机潜力11亿千瓦,发电量2.2万亿千瓦时,相当于二氧化碳减排20亿吨。IEA的报告指出,2040年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会占全球燃煤装机总量的80%。可以粗略推测,2030年全球高效煤电潜力大约为4.5亿千瓦左右,海外潜力3亿千瓦,减少CO2排放7.2亿吨。节能低碳技术和模式有诸多成功案例,技术节能潜力占总能源的15%,CO2排放减少约14.4亿吨。支持中国一带一路低碳和绿色发展能够发挥中国产业和技术优势,体现中国全球绿色领导力。能源绿色低碳发展,需要识别需求和重点地区,进行规划引导。为此,亟需在顶层设计、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各方面融入绿色理念,建立绿色实施方案,务实推进带路能源低碳绿色发展,各项措施能落地实施。

制定高耗能行业耗产能合作的绿色低碳指标和要求,使其对环境和CO2排放的影响最小化。在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投资建设中,需要大量的资金和材料投入。高耗能产能合作领域包括钢铁、水泥、建材、成熟煤化工,以及工业园区建设等。从中国和世界的发展阶段来看。一带一路的国家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国家的法规政策和环保标准也不尽相同。钢材、水泥、有色金属、水耗等单位GDP消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预测2017-2030年间,基础设施建设平均年钢铁需求量为5-7千万吨以上,水泥1.5-2亿吨以上。根据国际和中国的发展经验,高耗能产能的发展对环境、公众身体健康和CO2排放都会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如何在这些差异很大的国别中,即发展经济、提高当地人民的生活标准,同时尽可能减少环境影响和碳排放。这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长久实施和全球的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因此,为高耗能产能合作制定绿色和低碳指标体系,对国家有关部门的国际合作政策的制定,对金融机构的绿色信贷发放和对行业企业的自律来说,都是重要的基础工作。

2016年5月,由14家民间组织、智库和基金会发起成立了“带路绿色合作伙伴平台”,促进带路国家政府和民众在绿色发展上的政策沟通和民心相通。民间组织的发展壮大和走出去,是带路发展成熟的重要标志。

关于作者

  • 杨富强

    能源、环境与气候变化高级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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